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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界限》书评:借你的眼睛看中国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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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借你的眼睛看中国

  文/李纯

  对我们深爱的祖国,我们会陷入认知的误区。

  那是时而乐观时而悲观的茫然。奥运盛会绚烂多姿的焰火,世博馆美轮美奂的建筑,常常让我们心下陶然。另一方面,一些负面的事件,如“文革”十年的沉疴,三聚氰胺奶粉,宜黄拆迁,让人说不出何种滋味。这有如热恋中的男女,爱之深,所以会责之切;雾里看花,水中望月,往往因为身在此山中。 

  好在,乌苇•克劳特来了!《穿越界限》来了。

  很庆幸在喧嚣的时代,能看到一本沉静的书。虽然,封面上乌苇与沈丹萍的大照片,让我一度以为那又是异国男女的倾城之恋。不,他的故事这样开端:1974年炎热的夏季,热浪滚滚,为反抗殖民霸权主义被判囹圄的德国青年,“逃来”中国。铁蓝色的天空,屈指可数的飞机,毛主席的画像高高悬挂,上身穿白色衬衫、下身穿灰色长裤的革命同志向他走来……

  这一幕,让人想起朝鲜,或者切•格瓦拉。想起《共产党宣言》里的名句,“一个幽灵,共产主义的幽灵,在欧洲游荡。”但又不是。我们的中国,不是任何一个简简单单的翻版、一种主义的人间再现。

  在这个外国人笔下,我看到一幅幅波澜壮阔又幽微入深的画卷,看到一个为人熟悉又鲜为人知的中国。比如西哈努克亲王,多年来曾在广播里频繁出现的名字,在他笔下,是优雅的亲王。亲王打羽毛球,饮醇酒,结交各国友人,同时孜孜不倦于复国理想,尽管所托非人(红色高棉)。而亲王优雅的原因,恰恰在于中国人民一如既往的热情相待,据说,当流亡的西哈努克和夫人一行17人由莫斯科飞抵北京的时候,中国仍以国家元首的规格予以欢迎,周恩来、李先念等前往机场迎接,周总理深情地对西哈努克说,“您仍然是柬埔寨的国家元首,我们永远承认您,决不认同别人”。

  乌苇笔下,同样有人穷志不短、中国人民的豪情。他叙述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交锋,赫鲁晓夫提议“中苏共同建造一个太平洋舰队,如果中方同意,苏联会为中国提供军舰,而中国应同意苏联使用中国的大连港,另外中国还应该提供可供苏联人使用的海湾。”

  可我们的主席是怎么回答的?“假设我把中国全部的海岸线和港口都给您开放的话,您觉得怎么样?”

  “那您以后做什么?” 赫鲁晓夫吃惊了。

  主席说:“那我就回延安去,在那里重新组织游击队,但我想提醒您的是,在中国的历史上中国总能在最后把入侵的敌人赶到大海里去。对您我们也不能例外。”

  到今天,我们仿佛还能听见那放声大笑、慷慨豪情。

  这个外国人叙述的35年中国史,与我们习见的有所不同。不是官方正史,也不是民间口耳相传的野史,每一件,都是他亲身经历,或反复查证后的亲耳所闻。也不同于著名的《往事并不如烟》,后者饱含了身世凋零的悲凉之感。这个外国人,身临其中,又穿越其中,是两个大洲、两种制度之间脚不沾尘的使者,轻轻道来切肤之感。1989年春夏之交的大事件,他亲历过,并与军人咫尺之隔……可你依然要惊讶于他的淡定从容。那种西方记者常见的咬牙切齿的抨击,没有;一味站在官方的附和,也没有。他纯理性而又超然的旁观,他还原历史、忠实于滚滚洪流予以叙述。

  或许所有的史官,都应该具备这种“既入世又出世”的态度。

  我甚至从他的观点里,得到启迪,那就是:绝对不可以低估国家稳定的重要性。任何批评都应该有界限,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以保全国家的完整为前提。

  这也是一个人的成长故事。一个来自联邦德国的青年,无依无靠、随时有被打成“文化间谍”可能性的青年,如何在异国他乡立足、抱得美人归、玩转电视节目、使《茶馆》走向欧洲……看《基督山伯爵》《肖申克的救赎》,我们常会惊异于主人公的不俗,世人欺凌你,漠视你,世界与你为敌,而他们仍能摆脱桎梏、脱颖而出。而乌苇,也是用35年的经历,诠释“穿越”。在某种程度上,他 “穿越”了自我生命的极限,穿越了帝国主义与共产主义、外国女婿与中国媳妇、富裕与贫穷、激进与保守、两种看起来极不相容的文化……

  乌苇提供的幽雅的编年史一般的画卷,也值得珍藏。尽管由于德国人固有的严谨,呈现的文字有些刻板,缺点诗情画意,可湮没于尘埃的影像,自他大脑中留存,然后重生——1974年,人民大学的附近依然是农庄一片,听取蛙声一片;那时的北京城,静谧、安宁,机动车极少;天安门广场上,孩子们像小球儿一样,天真地滚动;那时的艺术家,浪漫得不可一世,比如画“猫头鹰”的黄永玉;那时的农民,血气憨直,妙趣横生的政治人物斗智斗勇,如郭凤莲们,把江青指定的防空洞改为养猪场……

  一步步道出中国的变迁。何以变迁,变迁至此,为什么我们的国家是这样而不是那样?为什么我们的民族,具备这样一颗灵魂?对未来,我们应该是期望还是失望?一个国家和她的国民,如何从苦难和迷乱中走出,树立更坚强的信仰?

  有时,借一双慧眼,我们才将自己看得更为澄明。

  《圣经•创世记》里,讲过巴别塔的故事。人类为了修建一座通往天堂的塔,戮力同心,上帝惧怕,便让建塔的人们说不同的语言,使他们分散于各处。

  但总有一些智者和勇者,穿越界限,实现大同。

  他让我们对熟悉到无视、深爱到怀疑的事物再次充满感念之情:“我在中国生活了刚好35年。在这个充满活力的国家里,我从不觉得自己有多老,因为我每天都可以看到学到新东西,同时亲手创造出新的东西。”

  “穿梭在两个文化中间,让我的生活既丰富多彩又无可比拟。”乌苇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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